有人批评《春光乍泄》？但说得我服气

作者：Jonathan Rosenbaum

译者：陈思航

校对：Issac

来源：Chicago Reader

在199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点，王家卫那种令人兴奋的、夸张的风格，失去了自己的停泊点。这一现象的契机，可能发生在《阿飞正传》（1990）和《重庆森林》（1994）之间、制作《东邪西毒》（1994）的两年期间，或是这后两部影片与《堕落天使》（1995）之间。无论如何，王家卫那有力的、有机体般的影像之流，已经萎缩成了一堆个人化、风格化元素的残渣，这也让《阿飞正传》成为他迄今为止的唯一一部杰作。

当然，其中许多的风格化元素本身，就已经足以让人激动了。在《堕落天使》中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元素，它们就如同一场场精彩绝伦的杂耍表演，被一阵阵的掌声所区隔，但是它们的效果会渐渐减弱，那种狂乱的强度最终也将变得单调。

它们就如同构成王氏风格的那些矫饰主义的技巧——使用不同的角色担任叙事者；杜可风的那种缓慢、模糊或是加速的镜头；打断这些镜头的、瞬间性的定格画面；在彩色与黑白影像之间的切换；用一种颠簸的方式，在花哨的灯光风格与视觉质感之间转换。

如果你只是草草地浏览王家卫的作品，那么你只需要感受上述的这种影像就足够了。但是，当王家卫试图将这些段落，熔铸到某种更为宏大的结构中时，我们就会看到更为多样化的、参差不齐的成果。

这并不是主题层面的议题，而是总体方法层面的议题。在《春光乍泄》（1997）中，王家卫将他的主要角色减少到了三个，并让他们飞过了半个地球，来到了世界的另一端——也就是从香港来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（他还增加了一些支线的旅程，目的地包括伊瓜苏瀑布和火地岛）。

此外，他可能采用了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一个主题：两位香港移民人士之间激烈的、注定要失败的同性恋关系。他还建构了一个若即若离的、几乎从未成形的三角关系，第三人是一位来自台北的异性恋移民。但是，王家卫不仅没有浓缩、提炼他的素材，反而让它们散落在风中。

这幅狂乱的壁画中，存在着许多有趣的元素。一位异性恋导演热情地呈现了一对同性恋之间的性与爱，他采用了两个香港最热门的明星（梁朝伟与张国荣，他们此前都曾与王家卫合作过。）黎耀辉（梁朝伟饰）和张宛（张震饰，他在杨德昌的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[1991]中扮演了那个十四岁的男主角，他后来还成为了一位台湾的流行歌手）之间存在着充满张力、模棱两可的情意。

这部影片采用了一种暧昧而尖刻的方式，回应了香港殖民统治的终结，它让我们意识到，这些角色对于漫游的狂热，夹杂着千禧一代的那种不确定性，他们不确定自己在何处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。（在画外叙事和对话中反复出现着这样一句话：「我们可以重头再来」。）

此外，这部影片还间接地表明，一种独特的亚文化（中国文化）如何能够将原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当地文化（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化）拆解成各种文化的混杂物：阿斯多尔·皮亚佐拉的探戈音乐和舞曲、弗兰克·扎帕的旋律、香烟、两个肮脏的酒吧、一盏耀眼的熔岩灯。

讽刺的是，那种让这些元素始终保持着生机的东西，也恰恰是让《春光乍泄》无法超越这种混杂物的原因——也就是王家卫的那种邪典般的地位。（译者注：此处作者使用了「cult」一词，该词原本用于指涉一些低成本、反主流、召集狂热受众的影片，此时中译惯用的「邪典」一词显得较为恰当。但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一些原本反主流的「大师」也逐渐变得主流化，而由于文化上的差异，一些东方主流电影[如香港动作片]也会被西方人称作「cult」电影，随着这个词汇涵盖的范围不断增加，「邪典」的译法就变得不是那么恰当，例如下文中作者提及的伍迪·艾伦，就很少被中国观众称为邪典导演。此处为避免争议，暂时保留这一译法，并添加注解标明。）

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，有任何导演在有意识地吸引一群崇拜者。但如果某位导演确有此意，他似乎有许多可供选择的策略。就像昆汀·塔伦蒂诺那样——他是《重庆森林》的发行商之一，他也在仅仅一部电影之后，就成为了一个邪典般的人物——他可以改头换面，重新更改观众的预期，并改变自己的选民。

塔伦蒂诺的新作《危险关系》同时改变了他的朋友和敌人对他的看法。他会训练自己的观众，让他们期待自己的影片中可能会出现某些东西——与此前作品的互文性；导演本人作为演员而存在；反复地使用「黑鬼」这一词汇；以及某种非正统的叙事结构——他只有后两项做的很好，不过他仍然调整了一些规则，例如只能由黑人角色说出「黑鬼」一词，他还用一种新的方式使用了多视点的叙事结构，这种结构已经由斯坦利·库布里克在《杀手》中用过了。（在电影导演领域，还有一个更令人悲伤、失望的例子：乔治·A·罗梅罗本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邪典导演，但他后来却成为了一个失败的主流导演，并最终陷入沉寂。）

在大卫·林奇最近的两部长片中，我们也看到了某种不那么刻意的、对于观众预期的调整——他是另一个邪典人物，但他被观众们吹嘘得有些过头了，以至于批评性的反弹变得难以避免。但是，对于伍迪·艾伦和约翰·沃特斯这样的邪典宠儿，无论经历何种起伏，基本上能够满足自己最狂热的粉丝，这或许是因为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个性要比创造更为重要。

作为一位邪典英雄，王家卫要更接近塔伦蒂诺和林奇，而非艾伦或沃特斯，因为他的影片主要处理的是风格议题而非个性议题。但他的影片也和伍迪·艾伦一样，有一种特定的「外观」，这要源于与他反复合作的影人们——杜可风和美术指导张叔平。

虽然这种联盟有着许多好处（例如杜可风那种狂野、即兴的风格），但我也开始怀疑，它们是否导致了某种创作上的僵局。杜可风公开了他在拍摄《春光乍泄》期间的日记，该日记的摘录发表在了1997年5月的《视与听》上，这一选段反复地暗示着这种可能性。同时，这段摘录确凿无疑地表明，王家卫这种未加准备的创作方式——他不会使用一部得体的剧本，他更喜欢一篇大纲、几张音乐CD、一些图像和想法——存在着巨大的风险。杜可风讲述了一个「被弃用的故事」，它在许多细节上与王家卫最终敲定的版本截然不同，接着，他又回忆了工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。

「一开始我们在犹豫，是否要重新使用我们的『招牌风格』（也就是使用镜头内的速度变化），但最终我们决定弃用，这太令人沮丧了……」

「关淑怡（一位流行歌手，她的段落最终在成片中被剪掉了）和张震已经加入了演员阵容——我们甚至已经开始将这一阵容称作是『伤亡名单』。他们在房间里无所事事，等待着自己的角色被创造出来，而王家卫则躲在隔壁的咖啡店里，期待着同样的事情。我们无数次地停止拍摄，名义上是为了『省钱』或是『适应新来的明星』。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了，我们却在为如何处理他们的角色而烦恼，甚至在为他们来到这里的理由而烦恼……」

「（在伊瓜苏瀑布拍摄完之后）我问张叔平，这在电影中会成为真实还是虚构的段落。我们今天又在孤军奋战了，王家卫仍然在研究它的可能性，它究竟是一个闪回的梦境段落，还是黎耀辉的身体与灵魂之旅的最终站，以及这部影片最终可能的结局之一，我们尚未可知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先后拍摄这两种可能性。」

据我所知，英美媒体还没有对此发表评论，但在过去的几年里，在华语世界中，我们看到了同性与异装题材的影片真正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。从当下回溯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严浩的《我爱厨房》、蔡明亮的《河流》、关锦鹏的《男生女相：华语电影之性别》、蔡明亮的《爱情万岁》、舒琪的《虎度门》、李安的《喜宴》和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》（更不必说吴宇森的影片中那种「直男」式的同性恋元素了）。

正如关锦鹏在《男生女相》中表明的那样，中国的男同性恋与受到围攻的父权形象紧密相连——这一事实在《河流》中得到了更为直接的、令人震惊的处理，在这部影片中，一位父亲对自己十几岁的儿子怀着某种未经承认的欲念。

王家卫强调，《春光乍泄》的灵感来源是当代的拉美文学，尤其是曼努埃尔·普伊格的《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》：「我被这个标题迷住了，一直想将它用在我的其中一部影片中。接着，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过拍摄之后，我终于意识到，这部影片真的和这座城市没什么关系，所以我长久以来一直珍视的那个标题，就从那扇窗户溜走了，我需要想出一些新的东西。」

但他最终想出来的这个标题（译者注：这里作者指的是影片的英文名「一起快乐」[HappyTogether]）似乎变得更不适合了，除非我们将它理解成一种更为绝望的讽刺形式。因为，无论黎耀辉还是何宝荣（张国荣饰）是否在一起，这部影片看起来都并不快乐。

在开场的几次充满活力的性爱之后，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了。首先，他们在前往伊瓜苏瀑布的途中分手；接着，黎耀辉被聘为探戈酒吧的门卫，而何宝荣则开始卖淫，后者给了前者一块从顾客那里偷来的劳力士表，以便帮他支付回家的机票钱。黎耀辉下定决心不再与何宝荣有瓜葛，但当被毒打的宝荣出现在他的家门口时，他还是将宝荣送到了医院，并让他住在自己的开间公寓中，直到他那只绑着绷带的手最终痊愈。他们几乎不间断地发生争执，黎耀辉还把何宝荣的护照藏了起来。

事态进一步恶化，无论是在职业还是爱情层面都是如此。在与何宝荣分手之后，黎耀辉成为了一家中餐厅的服务员（在那里他遇到了张宛），他是一名屠宰场的工人，同时也是一位男妓。「我以为我和何宝荣不一样，」他沉思着说道，「原来寂寞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是一样。」最终不得不回到台湾服兵役的张宛（演完这个角色的张震也是如此），最终飞往火地岛，来到了「世界尽头的灯塔」。在邓小平于北京去世的那天，黎耀辉到台北去找他——但在张宛家的面摊上，只能看到张宛的照片，于是他盗走了那张照片。

与它的角色一样，与其说《春光乍泄》是一部拥有主题的影片，不如说它是一部找不到主题的影片。它充其量不过是一部无所事事的电影，尽管对一些中国观众来说，它似乎意味着更多的东西。

为这部影片制作字幕的亚洲电影专家托尼·雷恩斯声称，这部影片「针对命中注定、终将毁灭的爱情，呈现了有史以来最为灼热的影像之一，但它也强烈地、极为动人地肯定了那种浪漫化的愚蠢。」或许王家卫也希望达成这种效果，即使仅仅只是为了证明这摇摇欲坠的一切是合理的。

对我来说，《春光乍泄》更像是一套寻找内容的、引人注目的、矫饰主义的风格，真正让人感到辛酸的，或许只有隐藏其中的乡愁和情绪层面的困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