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晓松的乐队与夏天

高晓松组过一支摇滚乐队。

是真的，虽然他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里面，依然摇着折扇，翘着二郎腿，一副侃大山的状态，甚至连弹电吉他的时候都是一张生无可恋的脸，但，他真的真的摇滚过。

高晓松的乐队也要从夏天说起。

一九八八年的夏天，高晓松背了一把吉他，在北京火车站和母亲告别。他和母亲打赌，如果他能凭他的吉他吃饭，母亲就支持他玩乐队，于是母亲搜光了他的钱，送他去天津。

高晓松的家境应该众所周知吧，标准的书香门第。外公是院士，外婆是博士，母亲是教育家，父亲是清华教授，所以到了高晓松，一家人依然希望按照传统的模式下去，把他打造成知识分子。

可高晓松在清华不喜欢读书啊。

高晓松读的是清华大学电子系，和李健一个系，他们电子系的男生有个共同爱好，弹琴。高晓松解释说是因为学校的女生比例少，要追的话必须得有点才华。

那会的女生只喜欢三种男生，踢球踢得好的，弹琴弹得好的，打架打得好的。踢球高晓松不行，他说进入校队的成功率太低，打架也不行，怕自己成为脑震荡。

所以他选择和大多数男生一样，弹琴。

他描述当年的盛况，每天晚上一熄灯，水房里就坐满了男生，因为只有水房里有亮，每个人就抱着琴，特认真，也不说话，从《爱的罗曼史》弹到《魔笛》。

高晓松弹琴的技术应该还算可以吧。

反正他敢到女生宿舍去给人弹琴，留着长发，戴一草帽，就冲到女生面前。弹了琴之后，他就叫女生和他出去散散步，结果一问才知道，别人女生有男朋友，而且这个人叫宋柯。

宋柯比高晓松大五级。

高晓松读书的时候，他已经毕业了，但因为和学妹谈恋爱，所以一直住在学校。宋柯在学校赫赫有名，会弹琴，球踢得好，校队的主力后卫，重点是身边跟着一群女孩。高晓松有一天就忍不住去一睹真容，宋柯去吃涮羊肉，他就把玻璃窗上的雾气擦了往里偷看，他说他当时心情很激动，结果一看，“嗨，这哥们儿长得比我还难看”。

但宋柯也是真的有才。

不仅是自己的作品卖了钱，而且上了中央电视台，一个五人组，宋柯站中间，小唇和脸上都抹上高原红。宋柯弹琴的技术一般，但就是会耍帅，别人都是把琴抱着弹，他是放在大腿根子上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

高晓松说，“给我羡慕的啊”，羡慕但也不服，高晓松就立誓要超过宋柯。

怎么办，一个人的力量不够，就找一群人，高晓松要组乐队。

高晓松的野心大，不满足于只找清华的人，到处去跟人“茬琴”，“茬琴”的意思就是找人单挑琴艺，优中选优，然后成立了小有名气的“青铜器乐队”。

他们乐队应该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乐队。

因为都是学生，所以乐器都是自带。贝司手很穷，砸锅卖铁捡破烂换了一百块钱，买了一贝司，但键盘手又很有钱，带了一台三万块钱的合成器来。

你感受一下那个违和感，一百块的贝司像在劈柴，三万块的合成器满脸问号。

高晓松家里是有钱的，他也是组织人，所以他就问母亲要钱买乐器，结果他母亲反对，只让他念书写诗，这也就有了打赌的缘由。不过毕竟也是亲生母亲，怕高晓松没睡的地方，好歹还是给他准备了一睡袋。

高晓松背着琴去天津，心想“这次要拼了”。

他准备了卖唱的牌子，做了装钱的纸盒子，往路边一摆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唱，结果下雨了。

高晓松第一次卖唱只赚到五毛钱，他说他站在便利店做人生的重大抉择，是买包烟呢还是吃泡面呢，总之是没钱开房间了，他带着他的睡袋，往火车站一躺。

第二天继续，高晓松心想去学校弹吧，研究生都比较有钱。

结果，被研究生举报，说有一流氓在学校。高晓松说自己平时都不会说自己是清华的，免得给母校丢脸，但这次确实走投无路，只好说其实自己也是个大学生。

后来是他表哥来把他接走，等于是才两天就宣布打赌失败。

但高晓松母亲看到他为音乐的坚持，也就松口，还是给高晓松买了一套乐器。硬设备有了，主唱在哪呢，这里就要说到同样长发飘飘的老狼了。

高晓松第一次见老狼，在学校湖边，两个人约定都戴草帽相见，他描述当初的老狼，“和我一样清瘦的背影”，他强调当时的自己只有一百零二斤。

然后他们就去老狼的家里试音。

老狼的母亲是当时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团长，瞟了一眼高晓松，心想“我儿子想做音乐，需要你这个小痞子来帮忙，我随时可以打造他好吗”。

高晓松说大概过了五年，他又去老狼家里，听见他妈打电话，“三万我们不去，我们老狼出场费至少要七万”。

高晓松的这个乐队，走的是重金属的路子，老狼那会儿的嗓子像枪花，又高又尖，他们每次排练就把乐器抬到楼顶，每次夕阳一出来，就特兴奋，觉得摇滚得特有感觉。

但高晓松骨子里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一骚柔的人。

偷偷写小情歌，每次摇滚累了，中间休息，高晓松就弹起《同桌的你》来，结果队友都一脸嫌弃，你这都什么玩意，我们要呐喊，我们要愤怒。

八十年代的主流音乐确实是摇滚，他们那会都以窦唯所在的黑豹乐队为标杆。

黑豹乐队确实帅，一个个长头发，身上绑着皮带，上台根本不说话，直接一句，“人潮人海中”，台下所有的人都站在椅子上欢呼了，他们乐队也幻想这样。

结果，老狼也和高晓松差不多，骚柔加羞涩。

高晓松回忆说，他们好不容易和黑豹挤在一间排练室，终于作为暖场嘉宾登上北京摇滚圣殿的时候，老狼一上台气势全垮了——“大家好，我们…我们是青…我们都是大学生”。

但，其实老狼和高晓松也是最豁得出去的两个人。

大二暑假，为了赚钱养活乐队，高晓松就提出去海口演出，结果乐队的人都惧山高水远，只有老狼和他一拍即合。两兄弟胆子大有多大？反正是只买了去程的票。

到了海口，他们就去应聘驻唱歌手。

“会唱什么”，“重金属”，“来个《一无所有》”，“好的”。不知道老狼是求职心切还是紧张，一张口比崔健高了三度。高是高了，但也脱离了伴奏范畴，整个场面一度混乱，高晓松心一下凉了：这下真的一无所有了。

但没想到他们还是留下来了。

第一桶金，二十块。他们喜极而泣，拿着钱就上街挥霍，打车，吃热带的菠萝，去海边晒脱了皮。不过，让高晓松记忆最深的还是和十个服务员住在一起。

他自己博客写到这一段的时候说，“此处省略三千字”。

后来暑假结束，两个人只凑出一个人的车票，高晓松就让老狼回去，自己辗转去了厦门。

弹琴，写诗，做流浪歌手，并在这里找到了初恋女友。厦门的绮丽清新确实好适合谈恋爱，校门口的小吃摊，卖花生汤的棚子，晒太阳的鼓浪屿，斑驳的凤凰树。

也是在这里高晓松褪去了假装愤怒的面具，专注于歌唱自己，《青春无悔》《白衣飘飘的年代》就是在这里写的。

一九九一年，高晓松从清华大学退学，他笃定自己成为不了科学家，而是要吃音乐的饭，当然他和老狼也越来越清晰自己唱不了重金属，而是要做校园民谣。

大地音乐收录高晓松歌曲的时候，高晓松说，他可以不要钱，但这些歌必须要老狼来唱。

高晓松去参加《乐队的夏天》，马东就问他乐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他说，“乐队对我来说，是人生第一次自己选择的伙伴，并下决定要一起走下去的人。”

接着他又补充，“但其实要到分开才是一个完整的乐队”，随着生活轨迹的变化，每个人都会重新找到属于自己地方，那乐队自然也就成了那个夏天最热血的记忆。

一九九八年，高晓松为歌手筠子以三个季节写了歌，分别是春分立秋和冬至，记者问他，“那夏天去哪了”，高晓松开玩笑说，“在朴树的《生如夏花》里”。

《生如夏花》里有一句词很适合描述高晓松的乐队，“惊鸿一般短暂，却又像夏花一样绚烂”。

时至今日，每本纪念八十年代光芒万丈的北京摇滚乐的书籍在介绍完崔健之后，都会给青铜器乐队留一行字，虽然不太起眼，但那些名字依然闪烁着青铜色的绿光。

资料来源：《晓松奇谈——致白衣飘飘的年代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