好人 葛优

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冯小刚跟王朔骑着摩托车，摸到北京海淀区的一栋居民楼下。几经打听，找到一户人家门前，敲门，无人应。再敲，对门的人走出来，告诉他们，要找的那个人外出了。不得已，冯小刚跟王朔回到摩托车上坐着等，天下起了蒙蒙小雨。

等了一两个钟头，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，说了句“来了”。冯小刚一抬眼，望见了风雨里走来的年轻人。

在此之前，冯小刚一个月没下楼，饿了就吃酱油挂面，憋在家里写剧本儿《编辑部的故事》。写完之后，冯小刚对王朔说，“这本子我是想着一个人写的，你必须带我去见见。”王朔问：“谁呀？”冯答：“葛优。”

就这么着，冯小刚第一次见到了葛优——一个瘦高的年轻人，穿一件肥大的咖啡色风衣，戴一顶帽子，远远地走过来。因为人太瘦，整件风衣在风里晃来荡去，显得阔绰。冯小刚一边憋着笑，一边箭步迎了上去。

多年之后，冯小刚回想起那个下午，也觉得奇妙。“葛优不在家，天又下着雨，如果不想等了，走了，就没有后来了。”没有《编辑部故事》的李东宝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《甲方乙方》，没有《甲方乙方》也就谈不上后来的《手机》。没有《手机》，那也就没有现如今崔永元与冯小刚的一场骂战，华谊股价骤跌，飞起一片惊弓之鸟。

崔永元把《手机》剧组差不多骂了个遍，骂了导演冯小刚，骂了编剧刘震云，骂了演员范冰冰，唯独没有骂在里头演男一号的葛优。

崔永元说，“虽然说艺术创作有自由，但是我还是不希望他演映射我的角色，演了，我忍忍也能接受。葛优还是一个挺好的人。”而冯小刚说，“葛爷只有亲人，没有仇人。”一堆仇人里站着一个亲人，也不知道是崔永元的不幸，还是葛优的幸。

葛优生于1957年，比冯小刚大一岁，比崔永元大五岁。冯小刚是从小追着阳光灿烂的大院子弟身后跑，崔永元是自己个儿沉迷画着英雄故事的小人书，而葛优呢，端端正正走在普通人里，一板一眼地过活。

动荡的那几年，父母下放五七干校，12岁的葛优带着妹妹寄住在楼下邻居家生活。挨了欺负，葛优不会哭，也不会骂，就那么贴着墙根站着。对方依然不依不饶，“你敢说什么吗？”葛优依然站着，什么也不说。

中学毕业后，葛优跟着大流插队下乡去了。20多个年轻人，就他一个被挑出来养猪。葛优也不嫌弃，做猪食，清理猪圈，给猪接生，为猪治病，一干就是两年零九月。后来父亲问他，“长这么大，你觉得自己经历过的最开心、最难过或者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？”

葛优皱皱眉，蹦出两字，养猪。

“可以说，养猪的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一生。”葛优考过各个电影学院，各个文工团，最后考上全总文工团，靠的就是小品喂猪，“假装拌好猪食，拎着猪食过来，倒进槽子里，又去猪圈那儿开门，猪在那儿吃呢，拿脚踢它一下，还给猪打针。”

30岁的时候，葛优有了第一部代表作，《顽主》。在此之前，他在文工团跑了10年龙套，尽演一些说不出名字的角色。遇上了米家山与王朔，葛优身上那种小人物的幽默与戏谑，才得以释放。

这之后，葛优也有机会走一条文艺影帝的高冷路线。92年演了张艺谋的《活着》，93年演了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接着拿了中国第一个戛纳影帝。葛优他妈都震惊了，“谁能想到这‘第一个’（影帝）落在了我们这个秃头的儿子身上！”

拿了奖后的葛优，却有点无所适从，总想着接下来该拍什么呀，要多少钱呀，拍了两部正正经经的《秦颂》跟《寇老西》，口碑却不怎么样。

1996年，崔永元刚当上《实话实说》的主持人，冯小刚也开始筹谋着自己做导演拍第一部电影《甲方乙方》。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葛优。冯小刚说，“换导演都不能换他，写剧本的时候，我的脑子里全是他的那种莫衷一是的表情。”

葛优与冯小刚一拍即合。接连出演的三部贺岁片，年年都是票房冠军。有人觉得葛优一个戛纳影帝，老拍这种商业电影可惜了，葛优却很明确地回应他不想老拍高冷的文艺片儿，“你说你拍的电影再好，没人看，这事我不太想做。”

2000年左右，正是赵本山的小品《昨天今天明天》大放光彩的时候，走哪都听到“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”。冯小刚也想套着《实话实说》拍个电影，于是找到了崔永元。崔永元不愿出演，但很实诚地跟冯小刚透了底，还拉了一帮央视主持人来客串。

电影上映，崔永元看了很诧异，“刘震云老师还告诉我，主持人是一个农村背景的孩子，小时候跟手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在乡下用有线大喇叭。但乱搞男女关系他们半个字都没提过。”

葛优演的严守一，一言一行都是揣摩着崔永元来的，观众多少也误以为“严守一”的原型就是来自崔永元。那时冯小刚不解释，刘震云也不解释，只有葛优当着记者的面说了句公道话，

“我辟谣：我演的绝对不是崔永元！《手机》中的严守一不仅是花花肠子，而且还是个谎话大王：在公众面前讲真话，生活之中却说假话。这要说演的是崔永元，岂不麻烦大了？”

麻烦果真大了。崔永元不再是当年那个说话和和气气的小崔，一口恶气憋了十几年，没那么容易消化。崔永元扯出了刘震云女儿，扯出了冯小刚老婆，扯出了七千万的“阴阳合同”，他跟范冰冰道歉，但又补了一句，“这是战争，误伤平民也是正常。”

唯一不忍伤的人，还是葛优。

2007年，葛优以代言人身份陷入一场京城传销案，半年过去，没有一家媒体找过他的茬儿。有记者探究个中缘由，后来得出的结论是“他在圈里的人缘好”。

今年年初，冯小刚办了一场家宴，陈道明在旁边弹钢琴，葛优在一边儿喝彩，“哎哟妈呀！好！闪！嚯！”结果冯小刚被骂个狗血喷头，陈道明也被质疑是伪君子，依然只有葛大爷完身而退。

葛优的优点就在于他从不立人设，也就不存在人设坍塌。他演过的角色，大多都是小人物，带着一种赖赖唧唧的躺劲儿，说着不着四六的俏皮话，但心里是一片赤诚。

生活中的葛优，更甚。待人和善，说话谨慎，从不拿腔拿调。他能记住记者的名字，对记者的要求基本有求必应，问他剧组里男女演员哪个好，他就说都好。可以放弃去国际大电影节露脸，却不会错过参加朋友的小活动。演过烂片，口碑极差，导演拒不回应，但葛优会出来跟观众诚恳道歉。

葛优刚拿戛纳影帝那会儿，也把自己当腕儿，不想出来见人。家里来了几个送外卖的，盘桓着不肯走，父亲葛存壮把葛优骂了出来，让他挨着跟每个送餐的小伙计们打招呼、签名。老葛教育葛优：“你现在有名了，更要讲究对人的规矩和礼貌。这是做人最起码的东西。”

后来葛优自己也想明白了，“演员，在生活中没有理由不像人。” 不管时代怎么变地位怎么变，葛优都像活在谨慎而认真的60年代。他从不上真人秀，也不写微博，他心里一直存在他爸教导他的一句毛主席语录，“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”。

崔永元不骂葛优，大概他怀念的正是心中那个贴着标语的朴素年代，每个人都心地敞亮为人着想，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揣着一股崇高的信仰。

崔永元的父亲是军人，他自称是看小人书长大的一代，心里存的都是杨子荣、董存瑞这样的英雄故事，“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：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，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，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，朝着一个大致确定的方向，上路了。”

大学时代的崔永元，听着《祝酒歌》跟《美酒加咖啡》，会号召同学警惕腐朽思想，做《实话实话》，崔永元告诫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，绝不开过火的玩笑，他认为一个电视节目，有笑声意味着放松、灵动、可视性强。但比起人的尊严来，这些要素一钱不值。

“为什么人会心里有病呢？原因很简单，社会在进步，社会的进步超过了你的进步，或你的进步先于社会进步都会得病。”——崔永元

冯小刚跟刘震云，也是60年代生人。但在崔永元的眼里，他们变质了，被腐蚀了。尤其是刘震云的改变，让崔永元更不能接受。他掀起这场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。“我就想看看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堕落成流氓的，我就要讨这个清白。”

刘震云曾经是崔永元最喜欢的几个作家之一，崔永元的自传《不过如此》就是请刘震云来写的序。《手机》之后，崔永元发现这个世界变了，导演可以干着媚上欺下的行当，作家可以沦为商业炒作的口舌。刘震云在不同场合跟崔永元道过三次歉，崔永元姑且原谅。但是一听要拍的是《手机2》，而不是刘震云口中的《朋友圈》，崔永元彻底炸了。

也不止崔永元一个人看不惯冯小刚式的虚伪人情，有的人懒得计较，比如王朔，有的人不想伤和气，比如葛优。只有崔永元一个人站出来，表示要抗争到底。《熔炉》里说得好，“我们一路奋战，不是为了能改变世界,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。”

可是时代如泥人如蚁，有谁能不被裹挟着走呢？

都是60年代出生的苦孩子，有人活成了鸡贼的冯小刚，有人活成了抑郁的崔永元，更多人活成了谨慎的葛优，夹在冯小刚与崔永元之间，做着好人也保持着沉默。